它很可能是当今艺术史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

日期:2020-02-11编辑作者:艺术家介绍

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或者从社会环境来研究艺术,都是将艺术与社会/文本与现实/内与外联接起来进行研究的方式。前者可以称为艺术社会学,后者则属于艺术社会史。无论哪一个,都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面向。正如艺术史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tt)和夏洛蒂克朗克(Charlotte Klonk)所言,从社会角度、利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史,即艺术社会史,很可能是当今艺术史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摘要:艺术社会史作为一种艺术史研究路径,已成为一个包涵多条支流的巨大流派,有学者指出,它很可能是当今艺术史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1]考察国内对于西方艺术社会史理论的介绍,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局限于个别人物...

可惜的是,长久以来,中国学界对作为重要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艺术社会史的了解,还局限于豪泽尔的著作(1987年便被译成中文),而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社会史方法早就更新换代。以豪泽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在迈耶夏皮罗的引领下,在T.J.克拉克的开拓下完成了范式转换,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模式,也吸收了图像学、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资源,奉献了许多卓越成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蔚为壮观。

艺术社会史作为一种艺术史研究路径,已成为一个包涵多条支流的巨大流派,有学者指出,它很可能是当今艺术史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1]考察国内对于西方艺术社会史理论的介绍,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局限于个别人物(如豪泽尔)或英美艺术史界,既未能清晰甄辨其内部类别,也未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艺术社会史方法的范式更新作详细的诠释和剖析。基于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重要文献的基础上,对艺术社会史方法进行系统的学术系谱梳理,并着重阐述这一方法经由著名艺术社会史家T.J. 克拉克(T.J. Clark)而实现的范式革新。

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已出版20册书影

本文在辨析艺术社会史的定义和界别时,仰赖于国外研究艺术社会史的一些重要理论文献。其中,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tt)和查洛特·克伦克(Charlotte Klonk)所著的《艺术史方法批评导论》[2]一书专辟《马克思主义和艺术社会史》一章,界定了艺术社会史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内涵和界别;柯律格(Craig Clunas)的《艺术社会史》[3]一文揭示了艺术社会史在当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及新艺术社会史对前辈学者观点的批判和修正;德国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在同题论文中揭示了艺术社会史与自律性美学和形式主义批评的龃龉以及它们各自的谱系;[4]大卫·克雷文(David Craven)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艺术史》[5]一文给出了对于艺术社会史的一种非教条的解释,并将视野拓展到了非英语世界;弗瑞德·奥顿(Fred Orton)和格琳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合著的《先锋派和党派评论》[6]描述了艺术社会史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复兴状况,解析了艺术社会史方法在当今学院艺术史中之主导地位的形成机制,既涉及了学科内部的方法论转变进程,亦涉及到社会政治环境对艺术史学的影响,还批评性地回顾了新艺术史与保守主义的争辩,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艺术社会史的发展敞开了宽阔的视野。此外,安德瑞·海明崴(Andrew Hemingway)编选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艺术史:从威廉·莫里斯到新左派》[7]对于认知、理解各位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大家的观点多有禆益。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西方艺术史学术著作的引进总体上是后进、狭窄的,对艺术史方法的引介和研究,亦比较欠缺。就算是与我国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氛围具有某种亲缘性的艺术社会史,也是一样。这种状况需要改善,就要求学者们以精准的眼光和扎实的翻译,把重要文献摆在中国读者面前,以此来补补课。综观之,《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所遴选的著作,都是近几十年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卓越之作。其中,迈耶夏皮罗、T. J. 克拉克、迈克尔莱杰、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和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的作品,都与艺术-社会的接合相关,都是艺术社会史研究或相关研究的经典之作,而且,它们之间还具有顺承甚至师承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收齐了这几本译著,那么,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分类界别、现代发展和范式更新状况,便可囊括手中了!

一、定义

迈耶夏皮罗:卓越的启发

在由简·透纳(Jane Turner)编著的《艺术词典》中,德国学者奥林格(B. Aulinger)给“艺术社会史”下的定义是:“一个用于描绘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术语;这种方法试图确定与一个既定的艺术现象的产生及全面理解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无论这个现象是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艺术家的生涯,还是一件作品。因此,它与艺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Art)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艺术社会学主要关注作为理解社会的一种手段的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史的主要目的却是对艺术本身的深入理解。艺术的社会学家和艺术的社会史家经常强调其方法之间的差异。但这两个学科都受到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8]沈语冰更清晰地区别了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史,他认为,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创作、批评与理论)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要点是“作为艺术的社会现象”),艺术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艺术研究(艺术社会学)也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分枝;而艺术社会史则从社会环境来研究艺术(要点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侧重点仍然在艺术本身。[9]

艺术社会史在19世纪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社会学在德语学术界的异军突起和强烈冲击,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等学者的重要理论,影响巨大。在实证社会学、诠释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影响下,艺术社会史研究大致形成了两条路线:一类采用德国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力图通过艺术所赖以产生的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另一类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角度来解释艺术的发展及其风格的演变。无论社会学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不再局限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而日益注重将艺术与其外部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

艺术社会史的基本立场是:艺术不是自律的,艺术的价值并不单纯来自于自身;它与包括道德、法制、贸易、技术以及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社会因素,有着复杂而交织的联系。社会的变迁总是伴随着艺术的变迁,其方式或显或隐,或浅或深,或直接或间接。艺术社会史的目的,便是在一个既定的艺术个案中发现影响因素,而这种影响也许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奥林格继续解释说,艺术社会史家们信奉的准则是,一个社会对待艺术的态度总是事先决定了艺术家们工作的那个语境,最明显地体现在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尽管这种关系经常是个人的关系(例如赞助人与画家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不是一种私人关系,而是一种经济事务,因为艺术生产的专业行为总是建立在交换的既存经济体系之上,而非不切实际的未来接受之上的。[10]而在一本专门为艺术史专业的学生而撰写的艺术史导论中,英国著名女艺术史家潘婷(Marcia pointon)向初入艺术史学苑的读者们描述了她心目中的艺术社会史,她认为,这一方法关注艺术作品在它那个时代的“艺术接受问题,研究一个视觉图像是如何为一个给定的社会之中的意义生成提供一个基础,而这些意义,与图像中的显在的主题或叙述无关”。[11]

夏皮罗:《现代艺术》,沈语冰、何海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

T.J. 克拉克

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历史,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经历了形成、发展、压抑、调整和复兴的阶段,经历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到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更新换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以20世纪早中叶的中欧艺术史家为代表,如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on Martin),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弗雷德里克﹒安塔尔(1887-1954) 和阿诺德﹒豪泽尔(1892-1978)。其中影响最深远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豪泽尔。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瓦尔堡学派的传人恩斯特汉斯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对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一书的批判,已经成为艺术史的经典文献,至今仍影响着艺术社会史的走向。在这篇严厉的书评中,贡布里希指责豪泽尔的巨著并没有关心社会存在中微小的细节,实质上是变化着的艺术表达趋势和模式所反映的西方世界的社会史;他还批评此书中笼统粗陋、强拉硬扯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艺术风格的唯物史观,以及对风格变化的忽视和武断。贡氏的批判是切中肯綮的,而随着冷战政治气候的氛围,在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艺术史研究中几乎销声匿迹。

当撰写艺术社会史时,确定避免用什么方法要比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方法简单得多,像木匠展示他的工具包,或是哲学家提出假设一样。因此,我先罗列出一些禁忌。我对艺术作品“反映”意识形态、社会关系或历史的观念不感兴趣。同样,我也不认为历史是艺术作品的“背景”——因为这本质上抽离于艺术作品和它的产物,虽然这种情形会不时地出现(这种历史的倾入性已经被发现了:是一种借鉴方法)。[19]

豪泽尔:《艺术社会史学》,黄燎宇译,商务印书馆,2015.

被他所排除的第一类,直接让人联想到了安塔尔和豪泽尔所使用的方法;第二类则自然是从布克哈特到哈斯克尔的研究法。克拉克还反对艺术至上主义和传统艺术社会史研究中的对“形式和意识形态内容的直觉类比”的依赖。[20]从中可以看出,克拉克作为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坚决拒斥,还严厉批评了非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他认为,不应该再提出类似“自然主义之类的艺术风格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样的一般表述,新的艺术社会史应更注重历史意义上的独特性;不能再以非历史分析的范畴去解释历史现象,艺术史必须关注艺术家、艺术品与组织机构之间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观点和经济冲突等,而不应当赋予其中任何一种以解释上的优先权;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种二进位模式,在现在看来,已经过于单一、简化了。[21]

当我们回顾这个静默的年代时会发现,有一位美国学者几乎单枪匹马地在他对艺术和社会的分析中实践着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例形式。这位学者便是对美国艺术史界产生深远影响、地位崇高、被誉为美国艺术史之父的迈耶夏皮罗。大卫克雷文(David Craven)说,夏皮罗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三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安塔尔、豪泽尔和拉斐尔)以及相关的唯物主义艺术分析的划时代之作的一种扩展和精细化。

其实,传统马克思主义艺术史,是20世纪中叶以来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与非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共同批判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作用于艺术的社会影响进行概念化的方式。前者接受经济决定论,将艺术当作社会—经济力量的被动产品,而后两者反对这种简化,将艺术生产归因于更复杂的历史力量,不仅包括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文化和思想氛围,甚至艺术家的社交和心理。[22]

以其论风格的卓越文章为例(这篇长文已收入凤凰文库刚刚出版的《艺术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中),在他看来,风格是指一件艺术品的形式品质与视觉特征,是艺术家和一般文化的指示物,反映了艺术家所处社会环境,揭示了潜在的文化观和规范价值。换言之,他继续认为文化表征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的镜像反映,并在此观念下进行批评(例如,夏皮罗认为,印象主义便是有闲、持股资产阶级的文化表征)。根据夏皮罗所论,这些文化表征产品,并不仅仅清晰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普遍心态:他们也赋予其以文化权力,来宣扬和维护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

patricia Dee Leighten, Re-Ordering the Universe:picasso and Anarchism, 1897-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夏皮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沈语冰、王玉冬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但是,莱顿与克拉克亦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意在通过其独特的环境而组合成一幅逼真紧密的艺术家形象,捕捉艺术作品的历史特殊性,而没有我们在安塔尔和豪泽尔著作中所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概括化论述。另外,比如,克拉克认为,库尔贝发展出了一种能够彻底颠覆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30]莱顿坚持认为,毕加索创作和平主义作品,是为反对法国当时盛行的好战思想。可见这二者都相信艺术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然而,通过克拉克与莱顿之间的比较,哈特和克朗克指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差异:一、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都是艺术社会史家,致力于揭示社会进程中艺术的深刻内涵,但并非所有的艺术社会史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只承认导致生产方式变革的事物为社会进步,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美术史家根本不相信那种社会进步;三、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主张,即便不是所有的艺术,有些艺术在体现资本主义虚假意识的意义上是受意识形态迷惑的,而非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家聚焦于艺术作品背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保持着的政治和社会信仰。[31]

可见,艺术社会史家们并不必然抱有激进的左派思想,但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足以解释艺术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艺术自身的呈现,并不能仅仅从经济基础的变形这个角度来解释。

实际上,不管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借用实证社会学的方法,艺术社会史家都强调了艺术与其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而不再把艺术看成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单纯分析艺术的“形式”与“风格”。[32]这种试图通过考察情境材料,在艺术与社会之间建立的联接,用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的话来讲,便是“艺术客体与邻接的、中介的社会实践地带的联系,而这种社会实践领域,并不是艺术职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33]要知道,不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还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其立场与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走过了自我调整的历程。正因为不断创新与调整,艺术社会史才成为了西方文化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征。[34]诚如英国艺术史家弗瑞德·奥顿和格林塞尔达·波洛克所说,除了秉持自律性美学的艺术史方法之外,“艺术社会史成了当下所有艺术史中唯一更有优势的一个;它的野心,并不仅仅在于更好地书写艺术史,并不仅仅是写出著作,或对我们所观看的艺术作品进行有趣、错综或复杂的阐释,而在于一种连续的理论和方法的概念重定(reconceptualisation)和重新评估”。[35]确实,艺术社会史有着长久连续、跌宕起伏的发展史,艺术社会史的历史到现在仍未终结。综观其最新发展会发现,T. J. 克拉克显然更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范式,对当下研究及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15][21][22][25][31]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Art History: A Critical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4, p.134, p.134, p.121, pp.137-138, p.138.

[2]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Art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tsMethod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8][20]Craig Clunas, “Social History of Art”, in Robert S. Nelson, Richard S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465-478, p.469, p.467.

[4]本雅明·布赫洛:《艺术的社会史》,沈语冰编著:《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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