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察到人群中的恶意,林白认为

日期:2019-10-03编辑作者:艺术家介绍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原标题: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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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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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的面容,是典型的广西女子的面容,有着深邃的眼窝,蜜蜡般的肤色。广西地处南疆,它的炎热,它的苍翠田野,碧绿深海和喧嚣街市,赋予这个女子某种特质,类似天蝎座的特质,外表冷若冰霜,内在狂热不羁,让人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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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生长于广西,1980年代作为诗人活跃于文坛,后来创作大量小说,是当代中国女性经验最重要的书写者之一。年轻时被称呼“女作家”,林白视之为偏见,现在她更加认同女性身份,认为“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受访者供图/图)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光阴,我在跟我的青春岁月苦熬,得不到和解,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这么残酷。幸亏,那时有文学,我靠订阅文学杂志来完成精神喂养和自我救赎。在我年轻的眼睛里,一些女性的名字,像珍珠一样熠熠生辉:方方、池莉、陈染、迟子建……当然,还有她,很重要的一个“她”:林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林白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家认可的作家了”。从发表诗歌时被编辑压制开始,到出版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时引发的争议,背负着“女性作家”的标签,林白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之间写作,重复书写着内心一些不能舍弃掉的事物。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而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被边缘化多年之后,在04年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她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一直在为隐秘的经验正名,并为个人生活史在写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学证据。”

她的《一个人的战争》,让我得以窥见另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她如此勇敢而坦荡,文字如绸缎自光阴深处滑过,开合,逶迤,然后打一个漂亮的收梢,慢慢隐远……留下有些怔忪的我,被这些文字所伤,无法愈合。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如今,林白认为”女性作家“的标签是一种偏见:自己一方面淡化了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内心更加认同这个性别,“越来越觉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坚忍更丰饶,觉得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我出生在乡村,成长在小县城——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童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在野地里疯玩,是无人过问的野丫头,在树林、废墟、田地留下一生都不会磨灭的好日子,随时把自己想象成流浪儿、吟哦的诗人、风中的骑士……但诗意随着童年的结束而结束,挫折感如约而至。第一次的挫折,来自家族聚会,我说一个堂兄吃饭“狼吞虎咽”,大家哄笑,我涨红了脸。在那个年代的小乡村,小孩说书面语是件挺可笑的事。后来这个典故,和我常常冒出的“惊人之语”被编成段子,在亲戚聚会时常被拿出,博人一乐。如今想想,大家只是喜欢嬉笑,他们也取笑别人。但我觉察到人群中的恶意,它凉飕飕,贴地而来,像一条黑色长蛇,昂着头,在人群之中寻找弱者,伺机咬上一口。如果迟钝,也许觉察不出这种苦痛,能够坦然接受,并迅速模仿,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从而赢得自己人生课堂的第一个满分。但我学不来,我口干舌燥,宁肯选择沉默。这样的退让,要等我成年后,才明白这意味着自逐边缘,意味着在学校,在职场,在我人生的所有主战场,我将选择做一名被动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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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慕琰

这样的选择,也注定了我对宏伟叙事从来提不起兴趣,我关注的永远是人,一个个弱小的人,卑微的人。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场战争:一个人的战争。只不过林白这部小说,因为书写的是一个女性灵魂和肉体的撕吼,从而被贴上了“女性叙事”的标签。

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陈瑞迪

女性叙事?这个字眼有些刺痛我的眼睛。确实,女性生活的狭隘,有可能僵滞了女性的思维半径。作为一个女人,我本能地对生活化,贴己,低矮琐碎的事物有兴趣。这种男女语境的对峙,随处可见——酒桌上,饭局里,男人一坐下就谈政治,谈赚钱,谈工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女人呢,围在一起,大多是长短、是非、八卦和一地鸡毛。

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操女性语境的作者,比如张爱玲、亦舒,她们的读者,基本也是女人。最好的作家,当然是男女脑并用,两种语境并行的,如曹雪芹,既能垫高脚跟谈社稷治国,又能写贾府吃喝拉撒和睡,还能戏谑一个贫寒老太太的“打秋风”,也不忘用工笔描摹一颗“女儿心”的百转千回,视角伸缩自如,毫无忽远忽近的炫目感。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

但,这是天才啊,才不世出的“天才”。

作家林白从往昔获得了启示。她近来想起一件曾经忘记、释怀,从未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018年8月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午后,她忽然决定要把它写进小说或回忆录中。

前阵子有人把我给激怒了。此人蔑视女性视角,文章里动辄就是“女人,缺乏情怀,很少有文章写的好的”之类,他看不起女人的精致纤细,也没有体味的耐心,且仇视情趣,统统视之为小资情调。依我狭隘的视角来看,学术界尤其性别歧视,全是高瞻远瞩,术语林立的男性语境。有一个据说是写文章很好的人,我好奇,特地买来他的书一看,结果大开眼界:犯得着么?写条狗他都能扯上国家大事!

1980年代,林白在广西时,有个诗歌编辑叫她到家里。那人理所当然地强吻她,她“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尖叫一声”,逃跑了。编辑在她背后警告:以后不要在他所在的杂志发表作品了。

说实话,一个时代的疾呼者,他们喊的大口号,我常常一句也记不得。但这个瘦弱女子,我记得她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整整一个星期不讲话。”林白当时认为,在那本杂志发表作品是最高等级,“那是个殿堂,完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单位、办公室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开。”

如今,在书店里文学杂志架下徘徊,上世纪的热血正一点点冷去,再怎样的用力,都回不去了——那消逝得太过久远的记忆,仿佛置身事外的陌生人,既隔,且阂——作者,读者双双老去。一些崭新的面孔,愈靠近,愈疏远。可能是气场不对了,更可能是文脉不再能引起我的共鸣。

后来林白还是发给那个编辑一组诗。四首一组,编辑抽出一首发表,剩下三首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使坏,也不是不发,你在别的地方没法发了。我在广西的时候,起码有一年,开会,他谈到了所有写诗的作者,唯一不谈林白薇(注:林白的本名),他就不提我。我自己很压抑。”

总之,都过去了。仿佛历经一场青春的梦,倏然醒转,这个女人的名字,注定也要被轻轻翻过去吧?

1990年代,林白与陈染、海男等女性先锋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脚,引领一时风气。据学者陈思和总结,19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形成崭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

看她的随笔,看她那些九十年代的照片,早已荒寂的颜色。世俗生活里,她似乎一直占不了主动位置。当年的成名,给她带来的是失业的挫败。《一个人的战争》出版了,她却失业了,离开京城那家文化媒体,她居家写作。后来的一次,她去求职,无果而返,挫折感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避开人群,不乘电梯,摸黑走楼梯,一走竟走了十九层楼。回到街面,她写寒风中的草木,仿佛一群哑巴,怒目苍天。我看到这里,心上,如石碾子一样重重轧过去,伤筋折骨。

文学上的成功,使林白可以抛开那句威胁:“在《收获》发多好,在《人民文学》发多好,就是我超越了他。如果我没超越他,就会被他压倒;如果我超越了他,这就不是回事了。”

字里行间,她仿佛不快乐。是真的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来源于精神世界。所有俗世的枯败和不遂意,并不会影响到她这种女子,惟有精神层面的不快乐,让她无以遣怀。

林白和那个编辑再无联系,后来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诗集,书上标明某某糖厂赞助。“他要出一本诗多么困难,糖厂给钱,他才能把这本书买来寄给人,要不然出版社就不会印你的书。我的书谁都能出,对吧?就这个结构来说,我在他的上面,以这种方式:权力的变化,在文学上我变得更有权。”

在她的身上,我仿佛又见着更遥远年代里的那些女子,茨维塔耶娃,普拉斯、塞克斯顿、狄金森、伍尔芙。因写作,人世并没有额外回赠她们一丁点的好处,反而增添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痛苦。最后,人世唯一赋予她们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些女人,绚烂而痛苦地活过,然后静静死去。

假如未能借助文学,还有其他出路吗?林白想起一位早逝的女诗人,生前房子被人侵占。“她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骚扰你,你只能嫁给他的上司,你才能在他的权力之上。”对此,林白感到莫大的讽刺。那个试图压制她的编辑,也去世多年了。在作品中,她经常写到爱情关系当中的伤害。而对于曾经认为窄化自己的标签,她有了新思考。

也许,文学自挫败而来。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挫败。这个女人,她的脸渐渐被孤独所侵蚀,渐渐陌生,我曾经被这张脸所吸引,面对她,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挫败是她的起源,她的出身,它幽微曲折的沟回中的痛苦,是她此生的功课。否则,她该通过何种渠道,如此真切地理解别人,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沉默?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的故乡,并不是流淌着牛奶和蜜的福地,有很多人,活着活着,渐成了流水线上,做坏了的残次品。对这些生命而言,冰层随时准备破裂,无序和虚无将一涌而出。在冰层破裂之处,在无序和虚无上涌之时,在他们被淹没之际,至少,有人,有个叫“林白”的女子,尽自己的所能为他们记录下这些时刻。

2018年5月到9月,林白的几部作品陆续再版,包括她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为此,我为这个女子,为眼前这张枯索的脸感到哀恸。

在一篇关于林白的著名论文中,学者程光炜形容林白“为多米和海红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岁月”——那是她的小说人物。程光炜认为林白小说的自我重复率很高,“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她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她不能忘却的问题,但这里头有幸运,有命运,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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